楚天金報訊 圖為:村裡留守的只有老人和學齡前的小孩
  圖為:竹林深處的村莊已經沒有人居住
  圖為:村口的空房牆上還留著當年“農業學大寨”的標語
  圖為:天岳村家家都有牮紙作坊
  □文圖/本報特派記者趙貝發自咸寧通城
  36歲的楊勇離村10年後,今年春節踏上了回鄉的盤山路,到家時卻發現村子已經“空”了,與之相鄰的兩個村——石腳盆、郭家村,則完全“不見”了。這兩個村子已有近百年曆史,可是只用了不到十年時間,便和這個時代永別了。
  這在咸寧通城縣不是孤例,諸如此類的村子過去十年共消失了64個。根據2012年的統計,全國自然村在過去十年間消失了90萬個,也就是說,每一天中國約有250個村莊消失。
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·斯蒂格利茨曾說,21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: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,二是中國的城市化。在世界範圍內,城市化進程從來都是推進人類文明發展最深刻的階段。
  中國也不例外。2012年初,國家統計局宣佈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,對具有數千年農耕傳統的中國來說,這是一個歷史分水嶺。咸寧通城的這些村子,趕上了中國城鎮化的浪潮,它們只是大時代下的一個縮影而已,也是中國城鎮化、工業化、現代化的必然結局。
  鄉愁:漸行漸遠的故鄉
  不久前,通城縣扶貧辦副主任樊四海,對全縣11個鄉鎮的164個行政村及附近區域進行實地調查,發現咸寧通城十年消失了64個自然村。
  近日,楚天金報記者走進這個位於湘鄂贛三省交界的通城山區,對其中的12個村莊進行探訪。已經離開村子的人,或者僅剩的幾個留守者,都對“回不去的鄉愁”滿是嘆息,卻又奮力地想離開,懷念和捨棄一起在“村莊”這個古老形態下糾纏。
  人們都自願選擇離開,然後又懷有鄉愁,在車票的兩端,一邊懷念,一邊奮鬥。
  出去的人再也不願意回家
  一個個自然村自然消失
  春節前一個月,36歲的楊勇帶著全家回到通城縣馬崗鎮黃鶴村6組,一個藏在竹林深處的村子。回家後他發現,村裡16戶人,除了嶄新的樓房,幾乎沒人,“打個牌都湊不齊一桌。”楊勇說,因為要照顧90歲的奶奶,過年後,他一個人留在村裡,家裡其他7個人全部到縣裡租房子住,因為“不習慣這裡的生活了”。
  黃鶴村6組是由石腳盆、郭家村、何家村三個自然村合併而來的。如果以原何家村為原點,從左到右畫一個“V”形圖,石腳盆在“V”的左上角,郭家村則在右上角。
  過去10年間,石腳盆和郭家村的人員不斷外流,已經無法成村,所以才在編製上合併到何家村,成立了黃鶴村6組。但所謂的“併入”只是名義上的,因為這兩個村子只有一戶人在6組建了新房,而且常年沒人在家。
  建新房的是石腳盆的最後一戶人家,男主人叫胡習中。2013年初,他們在何家村修了一棟兩層樓房,然後舉家外出打工,之後就一直沒回家。“第一家2000年搬走,第二家緊隨其後,第三家是2006年,最後一家是2013年離開這裡的。”黃鶴村村支書楊鶴吾說,石腳盆村原來有四家人,分戶以後有人直接出村,搬走的人也不要老房子了,任其剝落、坍塌。
  郭家村的情況也與石腳盆村類似。1980年,郭家村的郭金州就和兄弟一起,離開村子到沿海闖盪,之後很少回家。該村的最後一家人也於2011年搬走。
  3月4日下午,楊鶴吾和楊勇一起,帶著楚天金報記者穿過幾畝荒蕪的水田,走進竹林茂密的深山,只有腳下一段百米長的石板路還證明著路的盡頭曾經有一個叫“石腳盆”的村莊。
  這是一個典型的山間小盆地,四周全是竹子,一條小溪從山頂流到村口,村裡人用來接水的鋼管還裸露在草叢中,村外百米即是山泉水澆灌的水田,不過已經沒人種了。
  走進“村子”,坍塌的房子已經分辨不出有多少棟,只有一個花崗岩石門上還留著一個模糊不清的金屬門牌號。
  留在6組的老人說,石腳盆的原住民,兩家去了縣城,做起了生意,還買了房,另外兩家出去打工,過年也不回村,已經有很多年。而郭家村的幾戶人,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,也不知道他們的聯繫方式。
  工作、學校、醫療都比村裡好
  出走只為追求更精彩的生活
  1980年代開始,“打工”一詞開始在中國大地傳播,久居鄉村的年輕人開始放下耕田的褲管,背著“蛇皮袋”的行李,走向城市。30年過去了,這股潮流依然強勁,伴之而生的是,一代代的農村人不願再回家鄉,一座座村子也在這股經濟浪潮中消失了。
  楊勇離開,是因為他們一家6口只有四畝水田,一年掙的錢只夠吃飯、人情往來、看病。“上世紀90年代,出去打工的父輩回村,帶回了大量的錢,也帶回了外面世界的精彩,村裡的年輕人終於坐不住了,紛紛出去打工,20年了,很多人就不回來了,似乎再沒見過。”楊勇回顧自己打工10年的生活,總是眉飛色舞,“我2004年去廣州,一年可以掙5萬塊錢,比家裡乾5年都多,2005年買了一輛車,在東莞、廣州、深圳跑貨運,一年收入也有10萬元。”2008年,楊勇開始回顧自己打工的日子,猛然發現,5年一分錢沒攢到。於是,他辛苦3年又攢了30萬元,2011年回村建了一棟三層的樓房。
  房子建好以後,全家8口人並沒有留在村裡,而是全部搬到了縣城,儘管沒有房子,他們也願意住下,“有工作、有學校,尤其是孩子,早已習慣了城市生活。”楊勇感嘆,村裡的世界太小,種地產值太低,跟外面沒法比。
  和楊勇一樣,出走的人們,只為了追求更精彩的生活——更好的工作、學校、醫療或其他。
  通城縣麥市鎮的天岳村、天門村,以及所屬的村民組,2007年左右將村小學或教學點合併入鄉鎮小學。隨著學校的消失,住在村子里的人也相繼搬走。
  天岳村4組左右約300米處,各有一個自然村,一個叫楓樹屋,原有11戶人,一個叫譚樹咀,原有7戶人。2013年3月,這兩個村子一起併入天岳村4組。
  楓樹屋原有的11棟房子,因為沒人住,經歷火災和風雨之後,已經塌了10棟,唯一沒塌的一棟只住了一個年近七旬的老太太和一個3歲的小孩。
  譚樹咀原有的7棟房子,只有方龍海老兩口“留守”。村口一棟空房的牆上還殘留有“農業學大寨”的標語,雖然紅漆已剝落,但依然可辨。方龍海是該村的老村長,他說,當年的農耕熱情早已煙消雲散了,數代人居住的村子,跟著學校一起搬走了。
  無獨有偶。2007年,通城縣天門村的小學被撤併到鎮小學,該村315戶1250人,只用了6年時間,就減少到現在的158人。
  無法完全融入城市又不想回家
  在老家和城市間的村鎮落戶
  3月4日下午,楊勇和幾個老人坐在村支書家的樓下聊天。村支書在樓頂上裝了一個小音箱,用電腦放一些流行歌曲,一下午都沒停。
  在村裡,沒有工廠,像楊勇這樣早已熟悉了現代生產方式的年輕人,找不到可以發揮本領的地方,他的貨車也派不上用場。“讓一個已經‘現代化’的人回到了傳統的生產方式里,不適應是正常的,他的離開也是自然的,因為他要尋找適合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。”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運清如此分析。“在外面打工,沒辦法完全融入當地,即使掙了錢,也是回到鄉鎮和縣城買房,然後在城裡居住、工作、做生意。”通城縣扶貧辦副主任樊四海在調查中發現,因為農村和鄉鎮在就業、教育、醫療等方面的欠缺,很少有出去闖的人重回鄉村,但他們也很難落定外地,只能在居住地的鄉鎮和縣城定居。
  樊四海的調查引起了社會的關註,湖北省扶貧辦政策法規處處長殷雄飛帶領團隊做了一個《湖北省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農村勞動力定居轉移的調查和思考》調查報告。
  調查結果顯示,舉家外出的農村務工人員數量達到外出務工農民總數的26%,其中,大城市才是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定居的首選,經濟活躍或有發展前途的小縣城超過一般中等城市,最不受歡迎的正是農民們熟悉的家鄉小鎮。
  然而,定居在大城市並非易事。記者在通城縣馬崗鎮、麥市鎮的街道上隨機採訪時發現,鄉鎮上做小生意的人,許多都是近幾年從下麵的村子里搬出來的,因為外出打工攢了一些錢,卻又很難定居在外面,就回到縣或鎮,買房子,做生意。在麥市鎮,一名租車的黃師傅告訴記者,鄉鎮上的房子一千多一平米,出去打工,稍微節約一點的家庭三年就能買一套。“大批的農民走出鄉村,走向城市,再不願回鄉。他們在‘打工’的浪潮中奮進,又掀高了這股浪潮。他們已經適應現代生產制度,而且和原鄉的生產生活方式割裂,也無需回去了。家鄉已成他鄉,故鄉也成了懷念。”湖北省社科院教授馮桂林說。
  變奏:此消彼長的村莊進化史
  消失的村子再不會重新複原,出去的人也難再回來,故鄉已成他鄉。這一股自由流動的定居選擇,正好趕上了城鎮化的大潮。許多問題也在前進中糾結或自解,消失的已然不再,“空心”的如何維護,走出去的如何實現夢想,都還在努力中。
  消失是痛,有人說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,但也有人說這是機遇。城市的吸引力,將無數農民吸引到城鎮化的大潮中,他們積极參与現代化的生產過程,適應城市的生活,並努力吸收城市裡優質的社會資源。
  將有更多的自然村消失
  自然村迅速消失,咸寧通城縣並非特例。這樣的情況在全省乃至全國比比皆是。
  湖北省扶貧辦在做農村勞動力定居轉移的調查時,將調查範圍擴大到湖北省的大別山區、武陵山區、秦巴山區、幕阜山區等四大片區,並就農村勞動力的資源狀況、從業結構、定居轉移等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摸底。
  經過一年多的調查,結果顯示,“農村空心化”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。截至2011年,四大片區833.76萬農村勞動力中,在家務農的只有287.32萬人、僅占34.46%,幾乎2/3的人外出務工或經商了。
  比如,秭歸縣屈原鎮九嶺頭村是該縣版圖面積最大、人口最少、貧困程度最深的一個村,現有常住人口225人,僅占戶籍人口792人的28.4%。而且這些常住人口中,60歲以上的達到50%,其中80歲以上的老人占18.3%,隨著人口的進一步遷移和老年人的自然死亡,這個村將會自然消亡。
  湖北省扶貧辦政策法規處處長殷雄飛在報告中分析,隨著農村勞動力進一步轉移,新一代打工者更多的不願意再回到農村,片區將會有更多的自然村從縣域版圖上消失,農村“空心化”將會更加明顯。
  在被調查的7個縣裡,有超過70%的農民出村務工是“自發行為”,這表明城鎮就業機會、預期收入、發展前景仍然高於鄉村,更多的農民願意選擇背井離鄉改變現狀;50歲以下的青壯年人數占85%左右,這一群體對城鎮的期望值較高、定居轉移的願望較強烈,有許多已經成為現代產業工人,如果由農民變市民,他們中間的大多數“等得起”;有70%左右的農民在城鎮打工時間超過半年,由打短工、打零工變為“做長工”,由“亦工亦農”變為“全職非農”。
  儘管這些人離真正“城裡人”還有較大的差距,但是他們完全能夠適應城市的節奏和工作生活方式,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“市民化”。
  用農業現代化安放鄉愁
  “可以預見的是,以城市生產和生活方式為主導的現代發展模式將逐漸取代寧靜、緩進的鄉村傳統,繼續推動國家和時代的進步。而目前中國自然村的消亡,正是這個歷史進程中的正常現象,這是生產方式更新和生活方式進步的體現,跟不上社會進步節奏的村子被自然淘汰,跟上發展腳步的要扶持壯大。只有註重產業化,孵化出現代的生產方式,家鄉才不會僅僅是‘鄉愁’,更是現代化和新生活的載體。”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運清說。
  記者在通城採訪中發現,天岳村並沒有像其他村莊一樣大規模外遷,大量農民仍在村鎮生活。目前,天岳村總共256戶1138人。“全是因為楠竹和牮紙。”天岳村村支書胡蘭鳳說,全村共有集體山林8700畝,分產到戶後,每家有15畝以上,滿山遍野的楠竹,成了留住農民的決定因素。這也是天岳村和全縣其它地方最大的差異,因為有產業,村民並沒有離開。
  牮紙,也被稱為火紙,主要用來祭祀時焚燒。從北宋開始,這個位於江西、湖南、湖北三省交界的村莊,就成為牮紙製造的核心區域。相傳岳飛曾稱:“牮紙,可通黃道。”此後牮紙便開始熱銷鄂、湘、贛三省邊界地帶。
  胡蘭鳳說,天岳村家家戶戶都用楠竹造牮紙,每家都至少有一個作坊,而且蓋有自己印章,包退包換。目前,通城麥市鎮天岳村的牮紙工藝已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  每年清明節後,天岳村的楠竹開始生長,採竹造紙也由此開始,每家人一個月至少凈收入3000元,有了產業和經濟來源,以及自由的工作時間和工作量,甚至包括楠竹等原材料清晰的產權界定,都成了天岳村留人的關鍵。
  不過,湖北省社科院教授馮桂林認為,靠楠竹建立起來的牮紙產業雖然留住了天岳村的人,但一千多年來的家庭作坊式生產至今沒有改變,這並不利於產業集聚和規模發展,在現代經濟制度的競爭和衝擊下,不一定可以長久,因此,機械化、人才、資金、品牌、政策引導等戰略規劃,要著手提出來,這樣才能實現城鄉一體化,農村才不至於被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淘汰。
  如何發展現代化的農業生產,實現“人的就地城鎮化”,這也是通城縣馬崗鎮黃鶴村村支書楊鶴吾正在考慮的問題。黃鶴村6組拋荒的耕地已占全村耕地的大半,村民離開後留下的資產,他不想就這樣浪費掉,於是在想辦法聯繫撂地的農戶,計劃把荒蕪的田流轉過來,使其集中連片、規模化生產,嘗試對農業現代化的生產方式進行更新。
  胡蘭鳳也計劃在清明節前後,將自家的牮紙生產作坊由1個擴大到10個,並申請一塊地方,嘗試專業化和規模化生產。
  ■ 聲音
  自然村消亡是生產力進步的體現
 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三次“民工潮”催生了第一代、第二代農民工人群,第一代農民工隨著年齡的增大逐步返回農村,第二代農民工則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進程中選擇留在城市,因為比父輩更執著於“城市夢”,他們寧願捨棄世代生活的原鄉。
  針對村莊消失和壯大,武漢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運清說,什麼樣的生產方式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生活方式,村莊經濟如果沒有跟上村外世界的產業更新,隨著勞動力流出和他們對新生產方式的習慣,舊的村莊以及與之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就會被放棄,村莊這種形態也會自然解體。“這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,同時也是城鎮化和農業、農村現代化的機遇。”周運清說。“這是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歷程中的普遍現象,消失的無需刻意輓留,繼續生長並不斷壯大的要鼓勵支持。”湖北省社科院社會學教授馮桂林說,歷史進程會有此消彼長的表現,中國農村亦是如此。
 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認為,自然村的消亡和農民自由地遷居城市,一方面是這些村子的生存條件惡劣,不適合現在的生產生活需求;另一方面,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勞動力流動的必然結果,是農民試圖擺脫貧困的自我決定,也是自我城鎮化的過程,從經濟、社會發展的層面上來看,也是個好事。
  (原標題:通城十年消失64個自然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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